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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農情緣
回良玉
我與農業、農村、農民有著不可割舍的情緣。我的學習、工作、生活和成長，從沒離開那個讓人們感到厚重而閃光的“農”字。“三農”使我癡迷于斯，照亮我的路，溫暖我的心，哺育我成長，激勵我前行，給予我太多太多的感知、感悟和感奮，賦予我永不舍棄的情感、責任和力量。
我出生在我國第一產糧大縣吉林省榆樹縣，工作也在這里起步。上個世紀60年代初，我從農業學校畢業后，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縣農業局，其后又在省農業局、農牧廳和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農工部及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雖然變換了多個崗位，卻從沒離開“三農”這個行當；我先后在公社、縣里、地委行署、省委省政府和國務院工作，雖然變化了多個層級，卻從沒離開“三農”這個事業；我先后在吉林、湖北、安徽、江蘇等四省工作，雖然變動了多個省份，卻從沒離開國家商品糧基地和農業大省。我的履歷說起來既較復雜，又很簡單，盡管變換了多個崗位，走過了多個地方，經歷了多個層級，但工作的主線主業就是“三農”。可以說，我和“三農”真是今世有緣，相伴永遠。我的工作和生活已與“三農”緊緊相依并融合在一起，“三農”事業在我心靈上的印痕是刻骨銘心的。離開“三農”，就沒有我的成長經歷；離開“三農”，也不是我的真實人生。
在中國，“三農”問題始終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農業政首邦本的地位和繁重艱巨的任務、農村廣袤秀美的神韻和滯后艱深的狀況、農民樸實奉獻的品質和勞苦艱辛的現實，使我的心靈和情感不斷得到洗禮和提升。馬不停蹄的“三農”工作經歷，給我留下了往昔許多揮之不去的珍貴回憶，一幅幅鮮亮透明的圖景不時映入我腦海，撥動我心弦，直闖我心扉，讓我激情蕩漾，難以自已。
一點一滴見真情，情自沃土緣在農
我對“三農”有著與生俱來的親近之情。我家鄉一帶是松遼平原著名糧食產區，是世界玉米黃金帶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家鄉的父老鄉親愛在黑土，情在五谷，把務農種糧、養殖禽畜作為生計之本。小時候，我常常看到老人們教育兒女，要敬畏負載和生養萬物的大地，要學會種地，學會養家糊口，學會吃上飽飯、穿上暖衣的本領。松遼平原盛產多種農產品，鄉親們愛種善種莊稼，由衷贊美和悉心呵護田園。父老鄉親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使我深深懂得種好糧食、吃飽穿暖對農家的重要，農業有個好年景是他們最真切的心愿，農產品賣上好價錢是他們最樸素的期盼。
我與“三農”的情緣，在學和干中不斷加深。農民的培養教誨，長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學中情益濃，干中緣益深。我在縣鄉和地區工作時，經常與同事們一道進村入戶開展工作。當時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發達，去村里一次不容易，一下去就要多住些天，有時十天半月，有時幾個月。那個時候，下鄉進村是開展農村工作的基本常態，駐村蹲點是同農民打交道的重要方式，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摸爬滾打在一起，是了解“三農”實情的基本功夫。20世紀60年代我曾在農安縣合隆公社合心大隊，70年代在榆樹縣于家公社五家子大隊和謝家公社謝家大隊，80年代初在扶余縣大林子公社九坨子大隊各蹲過半年多的點。至今，依然留戀村莊里那段淳樸火熱的生活，不忘田野里那些鮮活艱苦的場景。在大地復蘇的春天，我曾和“順著壟溝找豆包”的農民兄弟一起扶犁、點種、“踩格子”；在烈日當頭的夏日，我曾和“水一把、泥一把”的莊稼把式一塊間苗、鏟地和滅蟲；在滿眼金黃的深秋，我曾和滿手老繭、飽經風霜的父老鄉親一道收割、拉地和打場；在風雪交加的隆冬，我曾和“狗皮帽子靰鞡腳”的東北漢子一同刨糞、送肥和交公糧。80年代中期我調到省里工作后，下鄉調研仍然是經常的事，即便在國務院工作的10年間，我也先后下鄉500多天，主要是到農區、牧區、林區、災區和貧困地區。坐在農家炕頭與農民促膝談心、走進田間地頭同農民嘮嗑干活的情景，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在我們這個農民仍然占多數的國家，怎么正確認識和看待農民，可謂關系重大、影響深遠。由于種種原因，城市里的一些人并不完全了解農民、不真實理解農民，或多或少地對農民有陌生感、距離感、優越感，有的甚至有偏見。長期從事“三農”工作的實踐和與農民直接打交道的經歷使我深深體會到，我國這些“鄉下老百姓”，他們的文化水平雖然不高，但道德素質卻不低；他們在勞動中付出的辛勞和汗水雖然很多，但歡笑、愉悅卻不少；他們的家庭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生活的滿意度卻不低。這些“鄉下人”，有些時候看似木訥，實則智慧；看似謙恭，實則自尊；看似溫和，實則堅強；看似卑微，實則高貴；……。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市場經濟的熏陶，廣大農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精神面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他們既傳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高尚情操，又增強了現代市場經濟的觀念和開放進取的意識。他們正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崗位上，默默地勞動著、創造著、奉獻著，他們是可親可愛、可敬可佩、可歌可嘆的，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勤勞質樸、堅毅頑強、崇善明理和知足感恩的特質，值得我們禮贊與尊重。
我國農民具有勤勞質樸的傳統美德。農民世代從事繁重的農業生產和體力勞動，也塑造了為人正直、待人誠懇和樸實無華的特點。他們沒有華麗的語言，卻有一顆真誠的心；他們沒有亮麗的外表，卻有一團火熱的情。記得我們下鄉蹲點住農家“吃派飯”時，正是我國農產品極度短缺的年代，農村缺衣少糧，農民生活艱苦。他們自己省吃儉用，卻盡力把我們的飯菜做得足、做得可口；他們養雞自己舍不得吃雞蛋，多是用來換油鹽醬醋，卻給我們蒸雞蛋糕；他們自己取暖缺柴，卻把我們住的火炕燒得熱熱乎乎。農民種地的辛苦勞累，克服困難表現出的聰明智慧，為人處事透露出的情義至誠，令我們欽佩和感動。
我國農民具有堅毅頑強的寶貴品質。我國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國情，封建社會長期動蕩不安的世情，糧食生產等受自然條件約束很大的農情，造就了農民堅毅頑強的個性。他們用不畏艱難的執著與倔強，在這片靠天吃飯的土地上，承襲著中國農業文明的血脈，供養著日益繁衍的中華民族。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眾與自然奮力抗爭，以極大的熱情發展農業，不斷調整生產結構，轉變生產發展方式，探索了家庭承包經營、鄉鎮企業等成功經驗，創造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活占世界20%人口的偉大奇跡。
我國自然災害多發頻發重發，大多發生在農村，農民往往是直接承受者。近些年來，我曾親眼目睹1998年長江巨大洪峰來勢兇猛、2003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險象環生、2006年17級超強臺風“桑美”在福建浙江橫行肆虐、2006年黑龍江內蒙古三場特大森林火災火燒連營、2009年遼寧朝陽大旱赤地千里，我也在汶川特大地震災區、青海玉樹強烈地震災區、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區度過數十個日日夜夜。我們既親眼看到了什么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災魔猖獗、無堅不摧，更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頂天立地、戰天斗地、感天動地、堅不可摧；既看到了個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人民的偉大和生命的頑強。在汶川地震重災區青川縣一個山村，受災農民群眾自發撰寫的“有手有腳有條命，天大的困難能戰勝”“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標語，震撼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我們的農民兄弟姐妹、父老鄉親，我們的老百姓、“鄉下人”，在大災大難面前，沒有萎靡不振，始終抱有戰勝災難的堅定信念、克服困難的堅定信心、重建家園的堅定信仰，所以大水大旱大火大風之后，生產結構得到調整，水利建設得到加強，自然生態得到修復，防災舉措得到細化；汶川、玉樹、舟曲三大災區的重建舉世驚嘆，一座座新城、一片片新區、一個個新村拔地而起，科學規劃設計精心組織實施，實現了幾十年的跨越發展。我還記得發生我國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廣西隆安縣丁當鎮，疫情之后聰明不服輸的丁當人痛定思痛，從“談雞色變”到“養雞致富”，創出了知名的“叮當雞”品牌。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信息不對稱、服務不到位，農民不僅面臨自然災害的風險，還常常要承受巨大的市場風險和質量安全風險。這些年，一場動物疫情、一起質量安全事故、一條網絡謠言、一段手機短信，往往就會造成相關農產品積壓、農業產業受損、農民收入減少。盡管政府采取了補救措施，農民仍要承擔大部分損失。農業常遭大災，農民從不屈服；農業常有波折，農民從不氣餒。廣大農民在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面前，堅忍不拔，頑強拼搏，迎難而上，愈挫愈奮。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精神！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強大力量！
我國農民具有崇善明理的優秀品格。傳統的農民是小生產者，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個人和家庭的主體能力都很弱，既無法單獨擺脫對自然力量的依賴，又無力控制社會形態變化對自身的沖擊。因此，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公社”逐漸向以聚集地為范圍、以地緣關系為基礎轉變。血緣、親族、鄰里間的團結互助被高度珍視，農村宗族組織歷經千年牢不可破。在樸素的家族意識、村民意念和宗法意志下，農民以親情倫理至上，鄰里間團結友愛，困難面前相互幫助，面對矛盾相互包容，與人為善、彼此尊重、寬以待人、誠實守信，借貸還錢和父輩借錢兒孫還債在農民心中是天經地義之事。廣大農民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也源于家族責任和對土地家園的眷戀。農民關心自己利益，但維護國家利益從不含糊；農民期盼改善生活，但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從不打折扣。他們堅持以國家利益為先，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為重，總是“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這樣的“大道理”在農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深深地記得北方地區農民在隆冬時節賣糧的情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糧食收購站點少，鄉親們趕著大車走十幾里路到糧庫去交糧賣糧，有時賣糧的車隊要在寒風中排出幾里地，辛苦的賣糧人往往眉毛、胡子都掛上厚厚的白霜。盡管嚴寒難耐，但不賣完糧食不回家，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情結，把好糧賣給國家，為國家多作貢獻。
目前，雖然農民負擔減輕了，但農民仍以土地低價格、務工低工資等“要素貢獻”支持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進城務工的農民，分布在各個領域和行業，他們從事著艱苦繁重的工作，是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一支生力軍。在建筑裝飾、修路架橋、采掘運輸、紡織服裝、餐飲服務、家政保安和城市環保等行業，農民工的比重高達80%左右，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但他們中的大多數至今沒有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農民作出這么大的奉獻和犧牲，既是制度安排使然，也與他們骨子里牢固的國家觀念密不可分。對農民而言，國家是神圣無比的、是必須全力維護和支持的。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我們有條件更好地善待農民，更有力地反哺農業、繁榮農村。
我國農民具有知足感恩的高尚品性。農民對待大事小情，對待鄰里鄉親，對待國家社會，更多的是豁達大度。農民在忙碌中得到樂趣，在勞累中寄托希望，很少發牢騷，很少有怨言，給點肥水就長苗，給點陽光就燦爛。播種是為了收獲，豐收了就心滿意足，始終抱著一顆平常心，生活得平淡而踏實，沒有不切實際的奢望。農民對關心、支持和幫助他們的人，總是想著回報。我曾多次到山區和偏遠地區考察“三農”工作，那里農村發展緩慢，農民生產環境和生活條件更為困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過著貧苦辛勞的日子。有時發生嚴重自然災害，我和同事們去看望慰問他們，他們從不叫苦和埋怨，只說“感謝”。當國家給他們一定的扶持時，他們的知恩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此時，我內心里不僅是敬意和欣慰，還有傷感和愧疚。糧食主產區的農民，糧價每提一分、補貼每增一點，他們都打心眼兒里知足和高興。當他們樂道“種地不納稅、上學不交費、看病能報銷、低保有補助、養老有保障”時，滿面洋溢著幸福和感恩的笑容。人生之苦在于心之不足，人生之累在于心之不寬，知足心寬的人不苦不累啊！可以說，廣大農民群眾對黨有著深厚的感情，無論是革命、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都是黨可靠的群眾基礎和可信賴的依靠力量。
我們講愛民、親民、利民、富民、安民、護民，萬萬不可忘記了農民；農民對社會的貢獻，理應得到全社會的推崇和尊敬。如果我們多想一想自己是誰、來自哪里、根在何方，或許就會大大增加對“三農”的認同和情感。其實，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對農民并不陌生，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曾是農民；同農業并不生疏，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從事過農業；與農村并不遙遠，或許我們自己，或許父輩乃至祖輩，都來自農村。追根溯源，我們與農民血脈相通，我們與農業血肉相連，我們與農村血緣相親。農業是我們的生存基礎，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農村是我們的精神家園。農業艱苦勞累，但干農業充實快樂；農民憨厚率直，但交朋友實在真誠；農村條件艱苦，但田園生活回味無窮。支持“三農”事業，不正是全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義務嗎？從事農業農村工作，不正是我們與“三農”的深深情緣嗎？！
一米一粟寄深情，源頭活水根在農
在我的“三農”人生中，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糧食極度短缺的特殊災難，目睹過“以糧為綱、全面砍光”的被動局面，參與過推行大包干、糧食大豐收的激情歲月，面臨過農產品“多了少、少了多”的尷尬狀態，也見證過糧食生產“十連增”、農民增收“十連快”的黃金時期。這些經歷，豐富和加深了我對農業和農民的切身感知。我深知農業的重要和農民的情操，也深知農業的艱苦和農民的艱辛；我了解農民的希望和期盼，也了解農民的訴求和不易。我記得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民的生產經營受到嚴格限制，規定只能種什么、只能養幾只雞，否則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有些地方甚至不許農民耕種自留地和養護自留山，對農家的婚喪嫁娶也有種種限制。實際上，農業的事情既繁多復雜，又簡單明了；農民的訴求既多種多樣，又萬變不離其宗，主要是要求生產經營自主權和管理民主權。有些農業問題和農民訴求的解決，有時候說起來殊為不易，做起來又很簡單。歸根結底，就是要用政策和制度保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農業政策、農村制度與農業農村農民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
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實現歷史罕見的連續十年增產，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產品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連續十年以較快速度提高，連續四年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這樣的佳績來之不易，飽含著農民的奮力、政策的動力、科技的推力、部門的合力和老天的助力。正因為有了增產增收的豐碩成果，城鄉居民的飯碗才端得更實更穩，擴大內需才有了扎實基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才更有底氣，應對各種天災人禍才更有力量。在源遠流長的中國農耕文化中，膾炙人口的“湖廣熟，天下足”、“中原豐，糧倉盈”、“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東北大糧倉，囤滿喜洋洋”，耳熟能詳，世代相傳，表達了人們對吃飽肚子和糧食安全的關切和關注，體現了中華民族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理性和理念，至今仍具深刻啟迪。
2011年12月26日，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國務院召開全國糧食生產表彰大會，授予產糧大縣的獎杯，很好地表達了糧食和農業的重要意義和特殊地位。精心設計的獎杯以古代炊具“釜”為主體造型，以代表豐收的金黃色為主色調，表達糧食豐收托起國人飯碗的深刻意蘊；三根立柱代表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也象征著政策、科技、設施裝備等現代農業的三大支柱；底座兩層八個立面繪有從古代農耕到現代農作的標志性圖案，標識著農業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演進趨勢；整個底座以“四平八穩”寓意農業基礎牢固，以“四面八方”昭示各方協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農業農村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期，再次印證了政策是農業的生命線。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與時俱進推進理論創新，順勢而為推進政策創新，堅持不懈推進制度創新，扎實有力推進工作創新，確立了科學的“三農”工作指導思想，構建了系統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體系，形成了明晰的統籌城鄉發展制度框架，建立了高效的農業農村發展推進機制。我們全面取消“農業四稅”，結束了2600多年農民按地畝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實行“農業四補貼”，開了政府直接補貼農民的先河；徹底放開糧食購銷，邁出了農業市場化改革的關鍵一步；出臺糧食最低收購價、重要農產品臨時收儲、農業保險保費補貼等措施，構建了農業風險防范化解機制；取消糧食風險基金地方配套、中西部地區公益性建設項目縣及縣以下資金配套，實行主產區財政獎補，建立了促進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激勵機制；實施林業、草原等生態效益補償，探索了生態建設保護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上山下鄉、進村入戶，義務教育“兩免一補”率先在農村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基本藥物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建立；實現了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擴大農民在縣鄉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城鄉居民的平等權利進一步體現。這些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確立，歸根結底是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大勢，符合了農民的期盼，滿足了農民的意愿。農民和基層的創造和需求，是我們制定農業農村政策的基礎和智慧源泉。離開這些，農業農村政策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基層蘊藏著解決“三農”問題的真知灼見。在長期的農村工作實踐中，我深深地折服于農村基層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他們有著處理問題的豐富經驗和辦法，能用最簡單的語言概括傳達上級繁復的精神和要求，能用最簡單的辦法解決基層復雜的問題和矛盾，能用最熾熱的情感化解農村冰冷的隔閡和糾紛。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在長時期艱苦的磨礪中，對農村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有切身的感受、思考和比較，所以才有結合實際的創新、創造和創舉。有些在辦公室里想不出、想不通的問題，有些在多次會議上難以解決、議而不決的問題，到基層看一看、問一問、聽一聽，就豁然開朗了。有時我們苦思無策的事情，基層已有創新；有些我們困惑已久的問題，基層早有答案；而有時我們擔心出現的情況，基層卻并未發生。正因為如此，農業農村工作不少全國性會議選擇在市縣開，而且經常開現場會，就是為了汲取群眾智慧、總結基層經驗，借以典型示范帶動。 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下發了10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一號紅頭文件承載著讓13億多中國人吃飽穿暖的“一號”使命，蘊涵著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三農”的“一號”深情，寄托著農民對幸福生活的“一號”向往。但一號文件之源在農民的創造，一號文件之根在基層的探索，一號文件之本在農民的福祉。中央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頂層設計，絕不是憑空臆想的。只有從時代深處體察農村的脈動，從田間地頭了解農業的態勢，從神經末梢感知農民的希求，才能使我們的決策有大地的厚度、胸懷的廣度、心靈的溫度和普惠的力度。
基層萌動著推進農村改革的燎原之火。農民是農村改革的主力軍，農村重大的改革舉措往往來自農村基層的先創先試。發端于安徽的減免農業稅費的探索，就為全國改革農村稅費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上個世紀 90年代中期，創造大包干經驗的安徽農民，又以“吃螃蟹”的精神闖出了一條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費負擔的路子。我在安徽、江蘇農村調研，曾被農民對減免農業稅的強烈渴望深深打動。許多農民說，以往我們依法繳納農業稅是應該做的，但現在社會進步了、國家實力增強了，我們要求減免農業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為了讓農業農村更好地發展。面對農民的呼聲，省里幾次開會研究和討論，形成了一個共識：農村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不合時宜的、歧視農民的、束縛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陳規。于是，繼安徽省之后，江蘇省做出了在全省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定，向全省農民發出公開信。應該說，我國農業稅費改革的試點和探索在安徽，推進和推廣在江蘇。2006年1月1日，國家正式廢除了征收農業稅的法律規定，中國農民徹底告別了繳納農業稅的歷史。河北靈壽縣青廉村一位農民親手鑄造了一尊“告別田賦鼎”。這尊巨鼎刻著銘文：“我是農民的兒子，祖上幾代耕織輩輩納稅。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后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這些年來，我們尊重農民和地方的首創精神，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注重實施中的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和循序漸進。我們堅持穩定而不折騰，明確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堅持完善而不跑偏，健全土地流轉機制，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和社會化服務；堅持創新而不停滯，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將基本經營制度拓展到林地和草原。還是基于農民的呼聲和探索，短短幾年時間我們建起了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網。實踐一再證明，改革的真正動力，始終植根于基層和民眾之中。
基層蓄積著破除城鄉藩籬的巨大能量。由于歷史的原因、制度的因素，我國城鄉之間長期被分治分隔。改革開放后，農民冒著風險就地興辦鄉鎮企業，開辟了我國工業化的第二戰場。進入新世紀以來，大量農民以巨大的勇氣走入城市，數以億計的人口大流動大遷徙，改變著中國，影響著世界。然而，這是一條既充滿希望而又布滿荊棘、坎坷不平的道路。2003年5月，我到江西農村考察非典疫情，到都昌縣華山村看望因疫情從廣東返鄉的農民工。我們談了許久許多，從進城務工談到轉變務農身份，從農民工子女入學談到農民工社會保障，從企業務工談到融入城市社會，從承包地耕種談到家庭老人贍養……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啟示。農民工的前面是工人，農民工的后面是農民，當一種制度設計使農民工不論是前進還是后退都能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時，這個制度就是文明的、進步的、科學的。這些年來，在對待農民工的問題上，我們在理念和制度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實現了從多方限制到善待服務、從制度性分隔到制度性接納的轉變。國家出臺了保護農民工權益的一系列政策，農民工工資支付、醫療保險、子女就學等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現在，統籌城鄉的理念和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但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障礙，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基層涌流著農業科技進步的不竭源泉。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進步，現代農業的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和基層農技推廣人員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品格令人欽佩不已。同樣畢業于高等院校，農技推廣人員一到農業和農村工作，工資和待遇就比人家低，工作環境就比人家差。因此，基層農業科技人才流失的現象一直較為嚴重，據有關方面統計，涉農高校畢業生到縣鄉基層就業比例不到20%。選擇了農業和農村的科技人員，他們放棄了進城和其他行業的優越條件，把汗水灑在田間，把論文寫在大地，把成果送給千家萬戶。他們摯愛農業科技事業，耕耘在鐘情的沃土，“讓鄉親能吃上飽飯”和讓農民富足的理念支撐了一個個科技成果的轉化，以滴滴汗水鑄就人生的價值。一次我實地考察農業科技工作，一位鄉鎮干部說，基層農技推廣人員“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燒炭的，一問原來是鄉鎮農技站的”。他的話，深深地觸動了我和隨行人員。我還去過最基層的氣象臺站看望氣象科技工作者，他們為防災減災和農業豐收、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不少臺站設在深山老林，設在臺風一線，不僅工作條件艱苦，而且待遇很低。農業科技人員的人生選擇激勵著我們，他們的呼喊訴求啟迪著我們。2012年中央1號文件對農業科技體制創新作出了全面部署，出臺了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示范項目基本覆蓋農業縣、農技推廣機構條件建設項目覆蓋全部鄉鎮和實現在崗人員工資收入與基層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收入平均水平相銜接等“一銜接兩覆蓋”的高含金量舉措，努力改善基層農技人員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經過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艱苦氣象臺站的補貼問題也得到了較好的解決。從農民群眾、農村基層干部和基層農技人員身上，我們可以悟出一個道理：離實踐最近的人，往往是最聰明的人；接地氣最多的人，往往也是最管用的人。
一枝一葉總關情，最美祝福獻三農
我的經歷賦予了我一生都不容改變的身份——“三農”人。無論是在地方還是中央工作，農村都讓我魂牽夢繞。我喜愛農村的一草一木，眷戀農村的山山水水，思念農村的事事人人。
我到過很多迷人的村莊。村莊是地圖上最小的單元，一提起村莊，不少人會以為是那樣的狹小、簡單及冷清。然而，我對祖國大地上星羅棋布的村莊卻有著深深的眷戀和別樣的情懷。她們是那樣的博大和豐盈，那樣的無際和綿長。在我看來，村莊承載著最神圣的產品產業，生長著最寶貴的生命食糧，積淀著最珍貴的農耕文化，延續著最絢麗的人類文明。她們雖然沒有大都市的繁華與喧囂，但充滿活力、靈性與寧靜。每個村莊，都有豐饒的物產，都有難忘的故事，都有動人的傳說，都是一幅引人入勝的迷人畫卷。我們要從更廣闊的視野觀察當今的農村，透過村落里那低矮的土墻和簡陋的屋宇，瞭望和關注村莊懷抱里的山水草木，銘記和感謝村莊里那些淳樸善良的人們，體味和感知村莊里的那些看似尋常卻又不平凡的人和事。每念及此，我都會為新農村建設給農民帶來的現代生活而歡欣，也為鄉村文明和田園風光在一些地方的消失而憂慮。
水是農村的生命血脈。我在多年的農業農村工作中總是關注水的問題。我國各地情況差別很大，往往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這里洪澇災害嚴重發生，那里卻久旱無雨禾苗枯萎。2004年，我來到寧夏西海固的一個回族村。鄉親們用淳樸的話語和渴望的眼神告訴我，這里年降雨量只有200多毫米，而蒸發量卻是降雨量的七八倍，種田靠天吃飯，人畜飲水靠地下水窖人工集雨儲一點，再到十幾里外的地方挑一點，常常是上頓不接下頓，水窖的水質變差了也舍不得扔掉。幾天的“苦瘠”之行，成為我農村調研中最難忘的一次“苦旅”。我親耳聽到了農民對水的渴望，親身體味了農民缺水的苦痛，親眼看到了農民求水的付出。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我國西部一些農村生活之“苦”苦在“缺水”，生產之“苦”苦在“少水”，生態之“苦”苦在“無水”，發展之“苦”苦在“短水”。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水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命脈。2011年中央專門出臺以推進水利改革發展為主題的一號文件，水利發展步伐加快，水利建設投入加大，水利體制改革加速，水利管理力度加強，3億多農民喝上了放心水，3萬多座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后轉危為安，3000多條中小河流得到綜合治理，一大批老化失修的大中型灌區更新改造后煥發了青春，一些“五小”水利工程在廣闊的田野開展實施，一渠渠清水貫通“最后一公里”流進農田。放眼未來，水必將成為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資源爭奪焦點，水利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事業。
山林是農村的財富寶庫。我國有27億畝集體林地，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2006年，我到江西、福建等地山區考察林業生產。那里集體山林資源豐富，但由于權責利不明確，林農長期守著金山銀山卻沒錢花。一心謀發展、不甘受貧窮的農民大膽探索實踐，將林地經營權長期承包到戶，將林木所有權完全歸屬農戶，實行“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拉開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序幕。山定權，給集體山林找到了一個合理的歸宿；樹定根，給林木找到了一個明確的主人；人定心，給農民作出了一個不變的承諾。中央及時總結基層的創造和探索，將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全面推向全國，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我們還在湖南、廣西等地召開現場會，以典型引領，鼓勵林農利用承包的林地，發展木本糧油、林下經濟，增加收入。實踐證明，用制度管林、用制度建林、用制度興林，是建設中國特色林業的關鍵所在。山林是寶貴的經濟資源，是廣大林農致富的源泉；山林是良好的生態環境，維護著生態的和諧與平衡；山林是悠久的文化財富，傳承著古老厚重的山林文化。一定意義上講，善待山林就是善待人類，發展林業就是在延續人類生態文明。
草原是各族牧民的家園和國家的生態屏障。我國有60億畝草原，從青藏高原到天山南北，從呼倫貝爾到塞上河套，廣袤的草原孕育出絢麗多彩的草原文化，演變著壯麗久遠的民族故事，涵養著天賜珍貴的水土資源。由于氣候變化、超載過牧，不少草原牧區生態出現惡化、發展嚴重滯后。勤勞的牧民為保護好草原、守護好家園，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我曾到毛烏素沙漠腹地看望一對防沙治沙的老夫婦。這對老夫婦從1982年開始治沙，一晃就是三十年。在漫漫黃沙中植樹、種草，渴了喝咸水，餓了啃干糧，困了睡土房。他們硬是把那塊沙丘治理好了，再現牧草青青、楊柳依依、雨水豐盈的綠洲。相對遼闊無垠的原野，他們的身影是渺小的；置身草原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他們的生命也是短暫的。但正是他們的艱苦努力和不懈付出，給這片古老的沙地帶來幸運和吉祥。他們是平凡人，卻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業；他們是平常心，卻展現出了不平常的心靈；他們的臉龐飽經風霜，卻洋溢著燦爛笑容；他們的話語樸實無華，卻道出了天籟之音。
我去過全國大部分貧困地區。那里既有讓人賞心悅目的自然風光和文物古跡，又有讓人揪心傷感的惡劣環境和生存狀況。幫助貧困地區脫貧致富是黨和政府最為牽掛的事情。經過多年努力，農村居民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結束了中華民族幾千年飽受饑寒的歷史。但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平均數代表不了大多數，大多數低于平均數，整體的增長抹不平個體的差異。“李村有個李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家家都是李百萬”。這并非個別現象。按2300元的新標準，2010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還有1.28億，占農村人口的13.4%。為使他們享受社會公平和生活尊嚴，2011年中央制定了新的農村扶貧開發 “十年綱要”，明確了“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這樣一個“兩不愁、三保障”的奮斗目標，實行扶貧開發與社會保障相結合，確定把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11個片區規劃逐個啟動實施，每個片區都有一個國家政府部門作為“片長”牽頭推進，標志著扶貧思路和工作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扶貧重點和攻堅方向進一步明確。應該看到，有很多地方，貧困并不是他們自身的原因，多是環境災害和疾病所致，誰生活在那個地方誰都可能難逃貧困。那里的干部和群眾頑強地生產生活，有許許多多感人的事跡。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對那個地方不離不棄，實際上是替國家守土出力，本身就是一種無私的堅守，就是一種頑強的擔當，就是一種無悔的付出。要多給貧困地區一些關愛和扶持，讓他們同發達地區共同走上發展致富的道路。
關于“三農”問題，中央站在政治高度，立足國家發展大局，有過很多精辟深刻、醒人耳目的論斷，而我們往往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重視。現在的中國農村，遠不是處處富足、人人無憂；今日的中國農業，絕非離現代化一步之遙；當今的中國農民，也并未享有與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權益。農民群眾在革命時期犧牲很大，建設時期奉獻很大，改革開放以來貢獻很大，但現在很多地方生產生活條件依然很差，日子還不富裕，相當多的人還處在貧困之中。這些年來，盡管農民增收實現了“十連快”，但仍低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盡管近4年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有所縮小，但收入之比仍超過3∶1，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農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收入差距仍處于歷史高位。而且城鄉居民收入的統計口徑還不相同，城鎮居民是可支配收入，農民是純收入，如果都按可支配收入同一口徑統計，城鄉差別還要大。更讓人心酸痛楚的是，農民作為當今社會的弱勢群體，往往缺乏表達自己訴求的途徑和方式，外界常常以同情、憐憫的眼光看待他們，以施舍、恩賜的態度對待他們，而沒有真正理解他們的內心，也無法理解萬世根本的農業問題。我們應給予“三農”更多的關注和關心，對農民群眾抱有感恩之心，帶著謙恭之誠，滿懷關愛之情，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真心實意幫他們解憂，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過去10年每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都正值元旦春節“兩節”前夕。“三農”工作之重、之難、之繁、之苦，是有目共睹的。在總結和盤點“三農”工作成績的時候，我們對辛勞一年的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以什么形式表達感激之情呢？每年在籌備中央農村工作會時，我都會認真思考這件似小又不小的事情，發自內心地撰寫吉語祝辭。在每次會議結束講話時，我都要用一個字來概括主題，表達情感，向他們致以深深的祝福。10年我分別用了吉、祥、安、順、樂、通、舒、暢、和、福等10個字。在這篇文章即將結束的時候，作為一個曾經的“三農”工作者，作為一個永遠的“三農”人，我衷心祝愿“三農”事業福澤民生、福德康寧、福和共生、福潤九州、福興中華，五福齊至；祝愿廣大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福至心靈、福壽延年、福祿滿堂、福樂常在、福順吉祥，五福臨門！
我們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是一部輝煌燦爛的農業文明史，而創造農業文明的主體就是農民。面對艱苦條件，廣大農民群眾不等不靠，用自己勤勞的雙手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不斷改善生產生活條件，也不斷積累和創造著社會財富。“面朝黃土背朝天”是對我國農民勞作真實而生動的寫照，正是他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用汗水、心血和生命滋養著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推動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延續和文明傳承。在農事大忙季節，農民起早貪黑，搶抓農時，常常是“早晨三點半，中午嘴嚼飯，晚上看不見”，用勞動和心血奪得一個個好年景。東北玉米主產區農民過去抗旱播種時，經常是人挑車拉水到田，人工刨埯坐水種，一埯一瓢水、一埯幾顆種。他們說，寧可自己多受累少喝水，也要讓種子把水喝足。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廣大農民既創造了傳統農業技術精華，又學習應用現代農業科技，追尋著綠色田野里豐收的希望。